奏议集
卷十三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国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字书，请详此印造，供赴当所交割。本监检准元祐令，诸蕃国进奉人买书具名件申尚书省，今来未敢支卖，蒙都省送礼部看详。”臣寻指挥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买名件外，“其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买，伏乞朝廷详酌指挥。”寻准都省批状云：“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关，已曾许买策府元龟并北史。今本部并不检会体例，所有人使乞买书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礼部指挥，许收买。其当行人吏上簿者。”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倍有培费，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借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称本朝正朔，却退其书。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进发，不令住滞。及近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及画一处置沿路接待事件，不令过当。仍奏乞编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编敕，杭、明州并不许发船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充赏。并乞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内创立“许舶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一条。已上事，并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害。
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差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不惟移市动众，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以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礼部看详。臣谨按汉书：“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谓：‘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违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家。不可予。’诏从之。”臣窃以谓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与国乎？
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以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今历代史、策府元龟，与御览何异？臣虽知前次曾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窃以谓前次本不当与，若便以为例，即上乖先帝遗旨，下与今来不赐御览圣旨异同，深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薄责，至为末事，于臣又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小国，事事曲从，官吏茍循其意，虽动众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仍具今来合处置数事如后。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后并不得发舶往高丽，蒙已立条行下。今来高丽使却搭附闽商徐积舶船入贡。及行根究，即称是条前发舶。臣窃谓立条已经数年，海外无不闻知，而徐积犹执前条公凭，影庇私商，往来海外，虽有条贯，实与无同。欲乞特降指挥，出榜福建、两浙，缘海州县，与限半年内令缴纳条前所发公凭，如限满不纳，敢有执用，并许人告捕，依法施行。
贴黄。据陈轩所奏语录，即是高丽知此条。
一、今来高丽使所欲买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并不许收买。
贴黄。准都省批状指挥，人使所买书籍，内有敕式，若令外夷收买，事体不便，看详都省本为策府元龟及北史，前次已有体例，故以礼部并不检会为罪，未委敕式有何体例，一概令买。
一、近日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薄一百贯，欲于杭州妆佛，臣未敢许，已申禀都省。窃虑都省复以为罪。窃缘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妆佛为名，久住杭州，搔扰公私。窃闻近岁西蕃阿里骨乞买金薄，朝廷重难其事，节次量与应副。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迫，乞指挥馆伴，令以打造不出为词，更不令收买。
一、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抄写曲谱。臣谓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若画朝旨，特为抄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
贴黄。臣前在杭州，不受高丽所进金塔，虽曾密奏闻，元只作臣私意拒绝。兼自来馆伴虏使，若有所求请，不可应副，即须一面说谕不行，或其事体大，即候拒讫密奏。今陈轩等事事曲从，便为申请，若不施行，即显是朝廷不许，使虏使悦己而怨朝廷，甚非馆伴之体。
右所有申都省状，其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详酌指挥事，并出臣意，不干僚属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为有罪，则臣乞独当责罚，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进止。
贴黄。臣谨按春秋：晋盟主也，郑小国也。而晋之执政韩起，欲买玉环于郑商人，子产终不与，曰：“大国之求，若无礼以节之，是鄙我也。”又：晋平公使其臣范昭观政于齐，昭请齐景公之觞为寿，晏子不与，又欲奏成周之乐，太师不许。昭归谓晋侯曰：“齐未可伐也。臣欲乱其礼，而晏子知之；欲乱其乐，而太师知之。”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买违禁物，传写郑卫曲子谱，亵慢甚矣。安知非黠虏欲设此事以尝探朝廷深浅难易乎？而陈轩等事事为请，惟恐失其意，臣窃惑之。又据轩等语录云：高丽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国王捉送上国，乞更赐约束，恐不稳便。而轩乃答之：“风讯不顺飘过。”乃是与闽中狡商巧说词理，许令过界。窃缘私往北界，条禁至重，海外陪臣，犹知遵禀，而轩乃归咎于风，以薄其罪，岂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高丽使所买书籍及金薄等事，准尚书省札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收买，金薄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取进止。
贴黄。臣点检得馆伴使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策府元龟、敕式，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贴黄。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再具札子，奏论高丽买书事。今准敕节文，检会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前降指挥。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许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北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致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取进止。
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前连元祐七年十一月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去岁扈从南郊，亲见百姓父老，瞻望圣颜，欢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复见仁宗皇帝。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以上进讫。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去岁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事。寻蒙降付三省，遂送户部下转运司相度，必无行理。谨昧万死，再录前来札子缴连进呈。伏愿圣慈特赐详览。若谓所损者小，所济者大，可以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圣意批出施行。若谓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烦勘当。取进止。
贴黄。臣所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万一上合圣意，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挥，大意若曰祖宗旧法，本不收五谷力胜税钱，近乃着令许依例收税，是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宜令今后不问有无旧例，并不得收五谷力胜税钱，仍于课额内豁除此一项。臣昧死以闻，无任战汗待罪之至。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惮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效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𤞤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𤞤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也？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不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顾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亿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早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奉圣旨，令集议官集议闻奏。
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圆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复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论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令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众论。取进止。
乞改居丧婚娶条状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臣伏见元祐五年秋颁条贯，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谓于法应赎者。无人供侍，子孙居丧者，听尊长自陈，验实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论礼色之轻重，不以所重徇所轻，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此色之轻者也。释丧而婚会，邻于禽犊，此礼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为之，此何义也哉。男年至于何娶，虽无兼侍，亦足以养父母矣。今使之释丧而婚会，是直使民以色废礼耳，岂不过甚矣哉。春秋礼经，记礼之变，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笔者书曰，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自元祐始，岂不为当世之病乎？臣谨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请，当时法官有失考论，便为立法。臣备位秩宗，前日又因迩英进读，论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准太学条，三学生凡有进献文字及书启贽有位，并先经长贰看详可否，违者出学。右本部看详，诸色人苟有所见公私利害，皆得进状，许直于所属官司投下，即无更令官吏看详可否，方得投进之文，所以达聪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国子监生员独缘本监起请，遂立上条，曲生防禁。至于投献书启文字，求知公卿，此正举人常事。今乃使本监长贰先行看详，违者皆屏出学。若论列朝政得失，使其言当理，固人主所欲闻也。若不当理，亦人主所当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详去取，甚非子产不毁乡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内，太学内舍生马澈进状，论礼部韵略有疏略未尽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谨按澈所论，文指雅驯，考验经史，皆有援据。此乃内舍生员之优者，教养之官，所当爱惜，而其所论，亦当下有司详议增损施行。本部寻下本监勘当，准回申，已于十二月内检举上条，其马澈已屏出学。以此显见上条无益有害，欲乞朝廷详酌，特与删除不行，仍乞依旧令马澈充内舍生。其所进状，乞行下有司看详，如有可采，乞赐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札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鼌、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辨黄庆基弹劾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无以深入臣罪，故其计须至出此。今者又闻台官黄庆基复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等旧说，亦以此诬臣，并言臣有妄用颖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虽知朝廷已察其奸，罢黜其人矣，然其间有关臣子之大节者，于义不可不辨。谨具画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大奸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责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之愚意，以谓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更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
一、庆其所言臣行陆师闵告词云：“侵渔百端，怨讟四作。”亦谓之谤讪指斥。此词元不是臣行，中书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验。显是当时掌诰之臣，凡有窜逐之人，皆似此罪状，其事非独臣也。所谓“侵渔怨读”者，意亦指言师闵而已，何名为谤讪指斥乎？庆基以他人之词，移为臣罪，其欺罔类皆如此。
一、庆基所言臣妄用颍州官钱，此事见蒙尚书省勘会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赏，令人告捕强恶贼人，及逐急将还前知州任内公使库所少贫下行人钱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验。
一、庆基所言臣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八年州县方与断还。此事元系臣任团练副使日罪废之中，托亲识投状依条买得曹人一契田地。后来姓曹人却来臣处昏赖争夺。臣即时牒本路转运司，令依公尽理根勘。仍便具状申尚书省。后来转运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依法决讫，其田依旧合是臣为主，牒臣照会。臣湣见小民无知，意在得财。臣既备位侍从，不欲与之计较曲直，故于招服断遣之后，却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仍亦申尚书省及牒本路施行。今庆基乃言是本县断还本人，显是诬罔。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
一、庆基所言臣在颍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经刑部定夺，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蒋之翰妄有按举。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验。
右臣窃料庆基所以诬臣者非一，臣既不能尽知。又今来朝廷已知其奸妄，而罢黜其人。臣不当一一辩论，但人臣之义，以名节为重，须至上烦天听。取进止。
谢宣谕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门下侍郎辙奉宣圣旨，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须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肢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暗人，是以遇钟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辩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奏乞增广贡举出题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元祐贡举敕：“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出。唯不得于老庄子出。如于经书出，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亦听。谓如引试治诗、书举人，即听于易、春秋经传出诗赋论题。引试治易、春秋举人，即听于周礼、礼记出诗赋论题之类。”臣窃谓自来诗赋论题杂出于九经、孝经、论语，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选择，久而不穷。今详上条，止得于子史书出，所取者狭，虽听于经书出，又须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如是在京试院，分经引试，可以就别经出题。至如外州、军，只作一场引试，即须回避，只于子史中出，恐非经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诗赋论题，许于九经、孝经、论语子史并九经、论语注中杂出，更不避见试举人所治之经，但须于所给印纸题目下备录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则本经与非本经举人所记均一，更无可避，兼足以称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有不知以为进退，于忠厚之风，不为无补。取进止。
申省议读汉唐正史状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札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讲读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钞节缮写，稍成卷秩，于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具申尚书省。伏候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