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稿
清史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乘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时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继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鬬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迳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
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着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 为官者。
柯劭忞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庚子之变后， 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着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后热衷於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16
马其昶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